教育机构众生相:有钱就能加盟、会做PPT就能成名师、家长只想用钱买学位

2021-07-24 作者:未知   |   浏览(

“又该找工作了”,这句话已经成为了在线教育圈内人心照不宣的暗号。

今年以来,针对课外辅导机构、在线教育的政策频出。

5月《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建议》(以下简称“建议”),其中一条颇具冲击力:“要明确培训机构怎么收费,加大预收费监管,严禁随意资本化运作”。

多家民营教育公司上市、筹资、定增中止,不少在线教育机构曝出裁员新闻。

吴川所在的上市教育公司已连续几年定增遇挫,在乎见发布后,吴川在公司内网看同事发帖,只有四个字:“市场去世了。”

吴川没拿到上个月的工资,公司没给任何讲解,吴川也懒得去问:

“老板们筹备跑路了呗,给自己攒点儿跑路钱。同事、媒体问我是什么问题,我就让他们去知乎上搜,有不少过去的老职员在上面发过帖子,我只能说——里面说的都是真的。”

本期显微故事讲述了包括吴川在内等教育行业从业者的故事,他们之中:

有些人曾是公立学校老师,跳槽去了培训机构后发现,机构内不强调教育本身,更强调“课程系统”,只须能做好的PPT、能导流,就能拿到“百万年薪”;

有些人是培训机构负责人,断言今年50%的线下培训机构都会消失,但市场需要依旧存在,教育机构会走向“黑市化”;

还有些人是国内上市在线教育机构中层,公司中高层没人真的懂教育,连自己家里的线上教育平台都是在外买了软件,1个月后匆忙上线,只为换取股价大涨30%……

教育本是关于教育者和学生之间的事,但在混乱的市场机构参与下,这个生态链涌入了资本、机构、业余教师、家长,数万亿的庞大市场里,没人关心学生和教师本身。

以下是关于他们的真实故事:

这几个月,吴川过得很焦虑,包括他在内的所有公司高管等“教培新政”的具体手段。

研究政策动向,这本是教育培训机构的“基本功”。但这次不同,吴川明显能感到,公司里每一个人都开始找下家,包括高管。

吴川所在的公司是国内一所知名上市教育集团,涉及的业务包括K12全科辅导、学校信息化建设、留学咨询等,在全国20多个城市都设有分公司。

去年疫情爆发,公司才意识到需要增加线上教学平台,临时指派吴川带领团队做线上平台的研发。

作为一个年净收益近4000万的教育集团,该公司曾设置两个部门做线上平台研发,但做了两年多,吴川发现,

“居然都只不过做了个框架,根本用不了,还有一部分是抄角逐对手的构造”。

最后,吴川无奈之下在外面买了个软件,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匆忙上线了。

疫情致使学校没办法开课,学生不能不需要在线教育软件跟上学习进度,这也让在线教育行业在2020年吃尽了红利。

吴川的公司也不例外,即使是一个匆忙上线的软件,也让公司线上线下业务得到了进一步进步,仅三个月,股价也跟着上涨了近40%。

好景不长,2021年初教育部党组书记、部长陈宝生就在202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,要治理整顿校外培训机构问题。

“大力度治理整顿校外培训机构,这是目前面临的紧迫难点”,陈宝生说。

“这件事非办不可,需要主动作为”。紧接着,各地纷纷颁布政策,大力整顿校外机构。

3月初,北京朝阳区、昌平区相继发出继续停课整顿的公告。

4月,重庆开启校外培训机构培训行为集中专项整治,主要围绕违法违规举办校外培训机构、培训与招生入学挂钩、中小学校及在职教师组织或者参与培训行为、拓展校外培训机构超前超纲培训和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。

图 | 重庆发布的新闻

“这次政策调整的密度、力度都和以往完全不同”,吴川说道,本来教培行业的流动率就比较高,通常来讲,企业人才流失率在每年10%左右,教培行业则在30%左右。

今年政策动荡,大多数人感觉培训机构非常难再继续做大。

“人心一散,大伙都各谋出路,大多数教师对培训机构也缺少忠诚度”,吴川说,特别是原本名校偷着出来教书的老师,非常快就走了,紧接着生源就会跟着受影响。

更糟糕的是,吴川所在的公司虽然处于一个超万亿的大市场,但市场化、专业化程度却并不匹配市场的规模。

“不少经营者未完成从名师、培训者再到商人的转变”,吴川说,“至少在大家集团,无规划、无问责体系、无决策规范、无监察部门”。

“之前为了上市,公司大多数的精力都放在做文件、财务数据上”,吴川说,

“有天,老板开会忽然说,‘上市公司原来还要披露信息啊’”。

此前相应工作都交给外包公司做,直到被罚款,大老板才知“上市公司需信息披露”如此的知识。

图| 在线教育行业作假层次不穷

“他们根本不是企业家,培训的金融化制造出一批白痴”,吴川说。

“卡住培训过度资本化,对于行业的健康进步,或许有肯定好处吧。”吴川说。只不过作为代价,吴川我们的职场前途亦堪忧。

50%的培训机构活不到明年

“公立教师不来、不超纲教学,培训机构就没饭吃”

<_o3a_p>“别的地方我不知晓,在大家这个小城市,大概50%的培训公司今年会死”,陈峰说。

2013年,陈峰结束了“北漂”生涯,离职回江西老家创业做教育培训。现在陈峰任校长的培训学校中,每年寒暑假能开8个班,每班30人,年流水超70万元。

之所以能得出50%这个数字,主如果陈锋依据《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建议》推算,将来“小升初”的培训市场可能会消失。

但在江西,陈锋所在的城市里,当地近一半的培训公司靠“小升初”培训养活,这也占到陈峰所在培训学校的近一半业务。

“大多数人以为K12培训非常赚,但其实市场空间并不大,盈利空间也非常小”,陈锋说。

陈锋的机构一个暑期班每个人收费3000元,“一个班低于30人,也就是9万元左右一个班”。算上增长的人工、房租、与拓客本钱。

“若是高考考试补习班,需要配9科老师,最起码要配齐5个主科老师,都要发工资、课时费,一个班下来,至少亏两三万元,没人能办得起。”

2015年,国家正式下令,严禁公立教师在民办学校中兼职。据陈峰回忆,当年就有好几家培训中心关门,后来大伙发现,“偷着干其实也没人管”。

现在,包括陈峰的学校,80%以上的教师仍来自公立学校,但公立教师们遮遮掩掩,除去假期,平时不会接课,民营培训机构的运营本钱大大增加,

“干培训,现在利率已从2015年的30%—50%左右,降到现在的10%”。

2018年时,培训市场空前热门,但分摊到陈锋所在的机构上的价值却没增长,甚至被角逐挤压到逐年递减。

陈锋想不知道,培训的价值率逐年降低,为何还有这么多人涌入市场?

缘由就是,2017年3月,教育部办公厅下发了《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建议》,因“减轻负担”后,中小学放学时间提前了,家长没办法管控。

该《建议》提出,学校可以引入民营培训企业,办一些选修课,并通过“政府购买服务”“财政补贴”等方法补偿,这可击中民营培训机构的兴奋点。

几乎是一夜间,各种民营机构开办的“素质教育课”、“科学课”纷纷挤进校园,大部分课的水平低下,甚至找不到专业老师,只好放录像。

这种“素质课”会利益均沾,即当地几家大培训机构各切一块,体现出基层教育系统内部微妙的权力结构。

对学生来讲,则比较痛苦,周末需要到不同地方去上课,有些城市将“素质课”与中考挂钩,学生不敢不上,但去了也就是签个到,

“没人认真讲,也没人认真听”。

“对培训中心来讲,开‘素质课’是没钱赚的,但给了一个吃进公立学校的机会,里面有不少商业机会,譬如帮着做PPT,好多学校有宣传的需要,拍视频、互联网发布等,一年也有两三万经费,除此之外,双方还可以合作办学”,陈峰说。

在培训市场金融化之前,民办学校非常重要的增长方法是“开分校”,与名校合作卖入学资格。

招生者会明确告诉家长,没“学区房”,想进名校的困难程度非常大,但进了分校,只须钱给够,可以保证小孩高中上名校。

这是培训中心眼中的一片“蓝海”。只须能与名校打造联系,他们宁愿做赔钱的“素质课”,宁愿多烧钱搞装修,表示自己有实力、非常“可靠”。

“目前的新政把教育机构和公立学校的连接彻底断开,等于直接砸饭碗”,陈峰说,基本上没回旋的空间。

中专学历的PPT“名师”

“只须会做课件,就能帮机构扩张品牌,吸引到更多‘煤老板’代理”

教育新政接连颁布后,机构、教师、家长和学生之间,微妙的平衡被彻底打破。

“有的不想烧钱上培训班的家长可能在拍手叫好,他们感觉自己小孩上不了,你们也别上,如此最公平”,张晓鹏说。

“但事实上,有能力上课外培训的家长肯定还有其他的方法,就算一对1、请私教,他们都能找到门路”。

张晓鹏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,曾在公立中学做过四年语文老师,后来转行去了一家培训机构做招生老师。在培训公司,张晓鹏见识了啥是“考试民族”:

有单亲母亲带小孩来报名的,单亲母亲的月收入才1000多元,反反复复杀价;

有一家三代带小孩来报名的,生怕小孩上课不认真;

还有报不上名,爸爸妈妈当场给校长下跪的……

2018年,张晓鹏又离职来到北京。让他吃惊的是,在教育机构呆过一段时间后,自己突然变得非常“畅销”:他去几家培训公司应聘,成功率达100%。

一家在线教育培训机构的HR还打电话来劝张晓鹏,

“在大家这儿,最好的老师能拿到百万年薪,你还犹豫什么啊?”

张晓鹏的心思被说“活”了,他代理了这家公司。

第一个月的薪水让张晓鹏吃了一惊——才7000元。问同事才知晓,拿百万年薪的要么是大学教授、有社会知名度,要么自带流量,能拉新学员。

除此之外,张晓鹏还发现,教语文的同事多来自北大、清华等名校,至少有硕士文凭,但极少是中文系毕业生。可不是学中文系的,该如何教语文课呢?

原来,大伙讲的都是文史常识。2018年起,高考考试语文改革,一夜间,“大语文”培训风起云涌,甚至被炒作成决定小孩运势的重要,教各科的老师忽然都变成了“语文名师”。

“名师”拿单模式非常简单,讲几节示范课,挂到网上,家长会携带小孩试听,只须可以用文史常识“镇住家长”即可,“家长有几个懂语文的?”

“大语文”的最大成就是,一些培训中心出现了专业的PPT制作师——他们不只能把页面做得漂亮,还能穿插进更多抄袭来的“文史常识”。

这被不少培训机构称为“课程体系”,主要通过连锁的方法售卖,作为代理加盟的支持。

这让教育培训从看重教育水平,转变成了看重推广成效,毕竟,更好地包装我们的这套课程体系才能够帮助品牌扩张复制,吸引更多的加盟代理商。

吴川回忆,2018年到2019年,连锁、代理成了民办培训业的热词,所有大公司都在疯狂扩张,也包括吴川所在的教育集团,来代理的,多是煤老板、开钢铁厂的、做小出口贸易的、开小加工厂的。

“他们以为干培训的价值非常大,又没相应资质,特别想和北京的品牌培训公司合作”,吴川说道,

“在一些四五线城市,一些民办培训中心有‘清华、北大冲刺班’,可一打听,老师只有中专文凭。”

这部分公司有两大问题,一是只想花几万元持牌,便捷招生,不想被管;二是短期行为,如招生状况不理想,可能卷款潜逃,将所有麻烦都甩给品牌培训公司。

在市场最热门的时候,张晓鹏一度曾转型去做品牌市场,好赚一笔“快钱”。

可一打听才知晓,各大公司在北京通常不设市场中心,而是放到成都、昆明等低收入城市中,他们被叫做课程代表,月薪仅四五千元。

一旦被录用,白天上班,晚上要回答顾客提问,需要24小时在线,如未准时反馈顾客提问,遭到投诉,就会被罚款,等于几天全白干了。

“那是培训业的一个‘血汗工厂’,你干不了的。”同事告诉张晓鹏,这种岗位只招20多岁的小年青,从没听说什么30多岁的人能坚持下来。

靠教师导流,也靠教师节流

“出现问题先砍掉教师,但想培训的家长依旧不少,就看你有没门路”

2020年,疫情让张晓鹏陷入困境,没课时费,基本工资也只发一半,一个月只能拿到3000元,可他租房就要花2千多元。

更麻烦的是,张晓鹏已33岁,爸爸妈妈开始不断催婚。连80多岁的外婆打电话过来讲:“我也快闭眼了,我还能看到你的媳妇吗?”虽已过去一年多,提到这部分,张晓鹏的眼圈立刻就红了。

在民营培训公司,哪个能赚到年薪百万?

张晓鹏曾做过一个统计,他认识的月薪2万元以上的教师,大多在公立系统中有积累,或者仍在其中,靠师生缘、地缘等,成为培训中心管理者“不愿得罪”的人,要么就是能带来新顾客。

“大语文”刚热门时,找名人到地方搞一轮演讲,当场就会有无数家长带小孩报名。张晓鹏所在企业的强项是在线教育,“大语文”不像英语、数学等科,有“硬标准”,总是是“赢家通吃”。

张晓鹏算了一下,全北京能拿到百万年薪的头部教师,可能只有七八个,从中位收入水平看,低于其他行业,“一般人想当名师,拿到百万年薪,几乎不可能”。

吴川也表示,“为了上市、做品牌等,2018年—2019年,确实有一些头部教师能拿到百万年薪,但市场一下滑,优先砍的就是他们工资。”

今年5月,跟哪个学、新东方在线、高思等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因价格违法、不真实宣传等行业,被顶格罚款50万元。

其中,新东方名师风采栏的103名教师中,76名教师的实质教龄与宣传不符,不真实宣传比率达到73.8%。

各个教育机构股价暴跌,市值蒸发数百亿,也引发了新一轮的裁员潮。据36氪消息,高途宣布裁员30%, VIPKID裁员比率高达50%,字节跳动旗下的教育业务马上进行大范围构造调整。

张晓鹏说,“影响最大的还是那些被在线教育机构一窝蜂聘请进去的课程代表们”,除此之外,还有那些企图通过课外培训让小孩跳跃阶层的家长。

在张晓鹏所在的东北某五线城市里,一般工薪阶层的平均月收入在2000元左右。

“大家那儿,青年除去高考考试,没其他改变运势的机会”,张晓鹏说,“老一代人外出打工,混了半辈子一事无成,自然把期望都寄托在小孩身上”。

家长们常见认可培训,他们极少伴随小孩,当他们想关心一下小孩、为他们付出时,一直“第一想到培训”。

陈峰觉得,这一轮“培训新政”重压更大,由于引入了利益机制。

2018年后,公立学校“减轻负担”后,怎么样填满小孩们多出来的时间,一直没解决方法;现在,允许公立学校开“课后兴趣班”,而且允许收费,在陈峰的小城,怎么收费是540元/学期,该城每年级约1.5万人,这就是每年1.46亿元大业务。

有了这笔钱,公立学校就有动力把民营教育机构挤出市场。

为了多赚钱,一些公立学校已取消了午休,如此下午课后兴趣班原本只有一节课,目前就变成了两节课,可以多收费。

“今年大家那个小城也实行中考50%分流,即只有50%的学生上高中,剩下的上中专、中技,去年则是60%上高中,压缩了10%,对民营培训机构影响不大,不过是降低了1500名生源而已,不如公立学校可以收费办班冲击大,不过每年1080元的成本,在大家这里不是一笔小数。”陈峰说。

该怎么样应付“培训新政”?陈峰的答案是“挺下去”,由于地方小,大伙抬头不见低头见,彼此都会留有空间。

从过去几年看,“年年政策都有变动,哪个也说不好,2018年的热门是否会重来”。

将来两三年将是民营培训公司进步的低潮期,不少公司可能会“黑市化”。

“没一家民营培训公司是自发产生的,都是市场有需要,才出现来的。”陈峰觉得。

至于吴川,他则非常认真地说:“我真的是要找工作了,没开玩笑。”

相关文章